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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呼万应,马云“酒驾式”打假的共性逻辑

发布日期:2017/3/9 11:20:44 来源:掌会 【字号:

近日,全国人大代表广东马可波罗瓷砖董事长黄建平炮轰马云,一来指责淘宝网店销售假冒伪劣产品,劣币驱逐良币现象越来越严重;二来质疑马云打假在作秀,挑起了“电商假货”之辩。

 

顺风而呼,声非加急也,而闻者彰。

 

3月7日,马云新浪微博发声———致两会代表们:像治理酒驾那样治理假货。马云呼吁销售一件假货拘留七天,制造一件假货入刑,推动加重刑罚治理假货。

 

马云微博长文发出一时掀起不小波澜,先是史玉柱、曹国伟、俞永福、雷军等等企业家大V纷纷转发支持,再是联想集团柳传志两百余字跟评赞扬马云的伐假檄文,同时称打铁还需自身硬,紧接着,包括柳传志在内的53位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理事,刘永好等发表声明支持“酒驾式”打假,值得注意的是,马云微博还得到了100000+的点赞力挺。

 

真可谓振臂一呼,云集响应,马云微博呼吁“酒驾式打假”引起社会强烈的共鸣,可见,假货如毒瘤一般,使人深恶痛绝,然而假货却如烧不尽的野草,屡禁不绝。

 

打假之七寸

 

断蛇不死,刺虎不毙,其伤人则愈多,同样适用于打击制假售假者。

 

从2002年开始,阿里便启动了对知识产权的保护,上市前后,打假行动更是提上日程。2013年7月,淘宝对外公布了最新的关于出售假冒商品的管理规则,严厉处罚商家出售假冒、盗版商品的违规行为,其中情节严重的直接关店,外界称这是淘宝最严打假规则。2014年,继发布了《2014淘宝联合警方打假报告》等4份报告后,阿里向外界展示了线下线上打假成果,公开大数据打假模式。

 

此后,阿里打假从单点发力到连成一片,2015年被定为阿里大数据打假元年,2016年3月阿里成立打假国家队,每年派出2000名员工进行全程打假,花费近10亿元。

 

而与之相左的是,阿里的“实干”被解读为“作秀”,为何?

 

从某种程度上看,阿里打假似乎像极了西西弗斯,每一年都在采取措施,而假货问题似乎是西西弗斯推上去又滚下来的巨石,反复循环。“假货”像毒瘤一般,侵犯消费者、权利人的利益,毁坏平台的形象,可平台打假如此不遗余力,却效果甚微。

 

蛇打七寸一杖毙之,阿里打假也有七寸。

 

据地歌网了解,截止2016年8月底,往前推12个月,阿里共撤下3.8亿个商品页面、关闭18万间违规店铺和675家运营机构,阿里能做的只是发现问题、下架商品、平台罚款、向监管部门报告线索、等待执法部门依法处理。

 

平台没有执法权,采取的种种措施起不到法律该有的震慑作用,为一大症结。

 

据阿里披露的数据,2016年阿里平台治理部门共认定和处理制假售假案件线索4495条,案值均高于5万元的起刑标准。执法机关接收线索1184条,而确认获刑的仅33例,制假售假受到刑事处罚的比例不足1%,其中涉案判缓期执行的比例高达79%,可以断定,法律打假的力度远远低于预期。

 

除了法律打击力度不够外,我国针对制售假者的现行法律机制存在着天然的滞后性,此为第二大症结。

 

1993年《产品质量法》规定“产品质量检验机构、认证机构伪造检验结果或者出局虚假证明的,对相关人员处1万元以上5万元一下罚款”。从1993年到2017年,24年里工资翻倍、物价上涨,而5万元的罚款金额依然没改变。

 

显然,法律对制售假者的监管天然存在不足。

 

多位法学专家对此评价,我国现行相关法律规定存在过时、过宽、模糊和难以执行的缺陷,要根治制售假问题,需改善立法、严格执法并加重刑罚力度,让制售假货者付出应有代价。

 

法律天然的滞后性,让制售假的成本极低,且寻租空间大,此乃平台打假之七寸,一定程度上也解释了阿里打假陷入死循环的因由。

 

打假用“重典”

 

去打假之七寸,阿里呼吁采取“酒驾式”打假。

 

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,五年多前“酒驾、醉驾入刑”也曾引起不少的热评,量刑上也存在不少争议,可实践五年多来证明这一法律给社会治理带来明显的积极作用。截至2016年5月,全国公安机关共查处酒驾247.4万件,与法律实施前五年环比下降34%,其中查处醉驾42万起,环比下降38%。

 

“醉驾入刑”带来酒驾醉驾肇事数量大幅下降,特别是恶性事故下降非常明显,“饮酒不开车,开车不饮酒”已经成为社会达成的共识,推动了司法的进步和社会的进步。

 

马云在微博中提到,像治理酒驾一样,若改变入刑标准,治理假货的结果肯定会大不一样。此次,以马云为首的企业家们发出前所未有的呼声,倡议像治理酒驾一样治理假货,力争还社会一片“无假”的净土。

 

马云对于加重刑罚治理假货的呼声由来已久,2015年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表示,法律完善、机制建立,提高造假者的成本,让不诚信的人寸步难移。此次更是大声疾呼:法律基石永远是根,制造工厂永远是源,从根开始,从源着手,才是我们国家从制造大国走向创新大国,从“嘴治”到“法治”的大道。一周前(2月27日),阿里集团也向社会公开呼吁,完善法律法规,严格执法、加重刑罚,加大待机制假售假的执法力度。

 

种种行动,除了看到阿里的决心和立场外,更应该看到“酒驾式打假”的呼吁赢得的一片呼声,背后折射出更深远的意义。

 

假货的问题不仅是平台的问题,涉及到整个商业环境以及诚信、创新的动力。正如刘永好所言,假冒伪劣影响行业、企业的发展,更影响中国的国际化形象,阻碍商业文明和创新。

 

反观当下,相同的问题不仅体现在假货上,类似于食品安全、药品安全等问题,也同样面临着法律、机制的僵硬性和滞后性问题。

 

互联网的兴起,展现出最大的活力在于商业模式的创新,某种程度上代表先进的生产力,这也是为什么近年来,电商、O2O、网约车等新兴的商业出现大爆炸式的发展,当然,随之而来的假货问题、食品安全问题、环境交通问题同样以新的方式呈现。

 

某公安告诉地歌网,他认为包括公检法在执法、司法程序上,还没有应对互联网和电子商务发展的需求,客观上导致基层机关办案没有依据。

 

不难看出,呼吁“酒驾式打假”的逻辑具有普遍的共性,正因如此,马云一人呼吁,万众回应。从假货问题切入,作为新制度的倒逼者,阿里“酒驾式打假”或许能够推动司法的一大进步,让制假售假者无处遁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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